封面新闻记者刘付诗晨
2017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吴洪专程去了一趟青岛，他打算当面告诉林少华一个好消息：译文出版社一路斩关夺隘，以天价拿到了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版权，并决定请林少华执笔翻译。
早在四月份，林少华就已读完《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春树熟悉的行文、拟喻、意蕴，无不让他技痒。吴洪带来的这个消息，对于翻译了三十年村上作品的林少华来说，既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情理之中”，也是一份历经过波折的意外大礼，“就好像所有迪士尼乐园的大门都对我开放，所有高速收费站都对我免费，所有售楼处的售楼员都要送我一套房子般”，他甚至把广告词都拟好了，“睽违十载，‘译文’东山再起，林译重出江湖”。
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
大多数时候，中国出版机构对印量都讳莫如深，把印数作为一个噱头公布出来，只有几年前的郭敬明或者《哈利·波特》的出版商才能做到。
人们早已忘记去年获得诺奖的石黑一雄，村上春树仍然是都市人阅读的聚焦点。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长达二十年间，他们读到的，都是林少华“再包装”的村上春树。从1988年开始，直至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次失去村上版权，林少华独立翻译了村上春树的42部作品。
时隔十年，再次执笔翻译村上作品，林少华搬回了家乡九台的茅屋里闭关，每天五点起，晚上十一点收工，只在中午小睡一个小时，平均每天大约译七千五百字。因为从不用电脑，这些工作全是由林少华手写完成。为了缓解握笔之痛，他常去院子里拔草二三十分钟，大约是受力部位的不同的关系，疼痛得到大为减轻。前后历时八十五天，近五十万字写满稿纸1600多页。回到翻译完成的那天，林少华形容，“晴空丽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粲然生辉。”他又一次地借用了村上春树的说法，‘心情好得就像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糕’。
封面新闻：中译本才面世，很多读者还没有能够第一时间的拿到书。您读完《刺杀骑士团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除了你提到过的熟悉感。
林少华：作为读后第一感受，就是感觉村上君还没江郎才尽。作为小说架构和情节设计固然没有多少新的亮点，但总体上技法上更娴熟了。或者说至少在能力上、技术上已不存在任何创作障碍了。村上曾经讲过：“自不用说，自始至终才华从不枯竭、作品质量亦不下降那类真正的艺术巨匠——尽管少而又少——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脉……但巨匠毕竟是巨匠，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例外的神话式存在。而世间并非巨匠的大部分作家们（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势必只能各自通过不懈的努力从各个侧面多少弥补才华绝对量的不足。”如此看来，是不是巨匠另当别论，但至少村上才华尚未明显趋于枯竭，作品质量亦未处于明显下降态势。
封面新闻：后来着笔翻译，最有印象和感受的又有哪些片段呢？和读时有什么不同吗？
林少华：也许我是男性的关系，加之翻译是字斟句酌的细活儿，翻译当中觉得村上对女性长相的描写到底不同一般。比如他几乎从不具体描写鼻子眼睛长什么样，却又总能让人产生温馨静谧的诗意联想，别有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美学渗透力。关于秋川笙子：“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关于这对姑侄：“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美丽女性。我从窗帘空隙观察她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
封面新闻：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下来，你对村上春树的作品是最得心应手的，这种自如的熟悉感，会消减一些对他作品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吗？会不会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关闭掉一些感受触角？
林少华：和村上相伴三十年，他的书译了四十三本，很熟悉，陌生感没有了，新鲜感少了，这很正常，人之常情，但与此同时，感情也相应增加了。而一旦对作品有了感情，就难以割舍，就更加关心下一步作品会写什么呢？写出的东西会和以往作品有哪些不同呢？应该说好奇心依然存在。所以，阅读也好翻译也好，都不至于产生倦怠感或者惰性。就《刺杀骑士团长》的翻译来说，别怪我自鸣得意，我觉得自己的译笔仍然锐利如初，对文字背后美学信息的捕捉依然无微不至。这也是艺术活动本身的魅力，也是为艺术活动所需求的一种素养。
林少华：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看的最多的是《挪威的森林》。截止去年十二月底，上海译文版村上系列作品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其中近一半是《挪威的森林》。其实村上早在一九八一年写的《寻羊冒险记》就已经写到历史了。而在一九九四年写的《奇鸟行状录》中，历史已经发展成为一条主线。但毕竟看的人不多。我倒是认为在村上迄今所有作品中，包括这本《刺杀骑士团长》在内，写得最好的一本，无疑是《奇鸟行状录》，堪称村上的巅峰之作。
翻译是什么？
事实上，和村上春树结缘的这三十年，林少华称村上春树既成全了他，又耽误了他：“所谓成全了我，不用说也知道，村上使我在社会上浪得了一点虚名，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审美取向、心灵品位以至生活情调；所谓耽误了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也是胸怀大志，想写两三部砖头大的学术著作，往桌子上一放，把周围同事吓个半死。结果李德纯老先生把我引到村上那里，自成一体、振聋发聩、独辟蹊径的学术专著的想法就实现不了了。”
但他说自己至今不后悔，因为深知命运带他走的这条路，有天赋护航，“缺少像样的学者，而缺少像样的翻译家——学者可以在博士点批量培养，可翻译家怎么培养呢？翻译家涉及艺术天赋，而在天赋面前，教育很多时候无能为力。”他在微博上常感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翻译虽然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自己也许可以带出十个博士，而翻译家则一个也带不出来。
这个天赋得到了市场和学界的认可。据上海译文社责编沈维藩先生和姚东敏统计，截止去年底，42种村上译作（不含团长）总发行量达1056万册。作为村上作品的责编，沈维藩曾评价：“不是谁都能译村上。村上若是中国人，他也会这么写。”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把林少华与傅雷相提并论：“仅以一支译笔获得如此广泛的大众性影响的，四九年以后，除了傅雷，就是林少华”。
当然，有赞赏也有抨击。面对外界的指摘和那场闹哄哄地争端，林少华坚持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文学翻译最高的标准就是审美忠实，“一般翻译转述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文体和美。一是行文的节奏，二是用词的韵味。舍此，无非翻译一个故事罢了一一天价版权费只买个故事，值得吗？节奏和韵味才是村上文学的生命。”在翻译这门妥协的艺术中，林少华大概最不愿意妥协的，大概是译者的风格。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与他交流过程中，也一览无余。
封面新闻：你强调过，其他人翻译的和任何一个日本作家可以混淆起来，但是自己翻译的村上是独一个。的确，村上春树作品的译者也有不少，大家风格各异，比如对岸的赖明珠老师。你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作品呢？
林少华：对同行不敢妄议，容易引起误会或让对方产生不快。何况对岸赖明珠女士还是我的朋友。我们至少有过三次面对面交流。会场上诚然时不时“打嘴仗”，但会下交谈则相当融洽。至少她佩服我的汉语功力，我则认为她对日语的理解能力属一流水准。不过在“翻译观”上，两人的确不大相同。
封面新闻：村上春树本人其实也是一位翻译家，与他交流过翻译吗？
林少华：2003年初第一次相见的时候有过交流。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心情上文笔上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这方面也有同感，倘若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
封面新闻：在翻译村上的作品时，最大的妥协是什么呢？
林少华：翻译好比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前不久去世的余光中先生说的。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好的翻译乃是作者之作与译者之译的天作之合。这种几率绝不会很高。进一步说来，翻译乃是作者文体同译者文体（或语言习惯）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融合得好，相得益彰；融合得不好，两败俱伤。
封面新闻：今年年初从学校里退休之前，教师、译者、作家这几个身份之间，转换得游刃有余吗？
林少华：是否游刃有余不好说，但已经习惯了。既是旧常态，又是新常态。概而言之，本职工作是教师，是为教书匠；教书之余搞翻译，是为翻译匠；教书译书之余搞点创作，是为半个作家。此外还要时不时写篇论文，勉强说来又多少算是个学者。即使不游刃有余，也没觉得多么磕磕碰碰。因为这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基本上是势之所趋，水到渠成。
封面新闻：作为一个异乡人，退休后还会长居青岛吗，还是回到九台？新书宣传之后，有什么打算？
林少华：家在青岛，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守在青岛。至少“五一”之前和“十一”之后很难长久待在九台乡下，冷，落木萧萧，冰天雪地，老看未免单调。新书宣传热潮过后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来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有可能要我回去受聘“讲座教授”，二来我还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楚天学者和好几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加之自己要写东西，想闲也闲不下来。
封面新闻：一直以来，有重要译作，你总是会回到九台。生活过的这些地方里，觉得自己最像哪里人呢？
林少华：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虽然心情上向往告老还乡采菊种豆，但我毕竟更多地生活在城里，广州二十年，青岛二十年，其间去了日本五年，也算是城里人。或者这么说好了，在城里我是乡下人，在乡下我是城里人，所以更像边缘人！恐怕精神上也是边缘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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